四、备案审查中法律解释方法的实践效果相较于司法活动中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备案审查中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既能实现澄清法律含义等共通性的法律效果，也有其特殊性。
遵循党的领导规律建章立制、建立健全党的领导体系，以实现党的领导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应当根据党章对党的领导地位、领导原则、领导体制机制、领导对象事项、领导职权职责、领导方式方法、领导活动监督保障等内容作出全面规定。(3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布局各方面、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既有共有的一般规律(此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十个明确所阐明)，又有独有的特殊规律(此由习近平经济思想等某方面专门思想或者专门论述所阐明)。
第二，党规之治联动党内党外。《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概括为十个明确(27)，它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参见《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90-91页。推进伟大工程，要结合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来进行，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成为有方向的制度，把牢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正确政治方向。
其中，国家法律无疑是这个规则体系的主体部分，但它绝非规则体系的全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37]行政主体作出或不作出行政行为的目的是利害调整，行政行为本身也即是一种运用公权力进行利害调整的行为——即对社会主体之间的私益与公益关系进行各种各样赋予利益（利）与减损利益（害）的调整。
另外，侵害性的事实行为也存在国家赔偿法的违法侵权框架进行评价，基本权利问题是国家赔偿法背后的原理。第三种情况，行政法律规范既没有明确保护也没有限制、否定某种权利（用语模糊）——这种场合应当是最常见的。基本权利直接适用论不仅不能克服，且面临更胜于保护规范理论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问题。[38]参见黄宇骁：行政法上的客观法与主观法，《环球法律评论》2022年第1期，第141—144页。
[15]这种状况不仅在我国，在比较法史上也有着强大的影响——如德国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为克服保护规范理论权利导出的疑难性与不确定性问题，许多学者积极提倡宪法基本权利在行政法上的作用，一时间形成了一股有力学说。事实上，比较法史上并非没有人对此进行过努力。
[8]参见王天华：主观公权利的观念与保护规范理论的构造，《政法论坛》2020年第1期，第44页。另一方面，现实中当然存在不依据任何法律、法规、规章的行政行为，这些行为由于没有任何法律规范可以适用，所以面临和宪法的直接对决，但此时依然需要分情况讨论。[24]参见张翔：《基本权利的规范建构》，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72—112页。[36]黄宇骁：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与原告资格关系之辨，《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2期，第113页。
[33]参见黄宇骁：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判断方法的法理展开，《法制与社会发展》2021年第6期，第89—94页。[16]最激进的学者是米迦勒·霍夫曼（Michael Hoffmann）。[5]结合保护规范理论，分以下四种情况予以讨论，以展示行政法律规范抵触宪法的两种类型。外侧效力与内侧效力的关系是：若行政行为依据的法律规范抵触宪法，则保护规范标准不适用，基本权利发挥行政法外效力。
（三）中等间接效力：基本权利个别介入基本权利个别介入的思考方式是间接效力的折衷立场，简单来讲即重视基本权利对某种利益的价值位阶作用，将公民或原告的被侵害权益比照基本权利进行重要度排序，如果是特别重要的所谓基本权利法益则可直接抬升其地位，即便成文法字面表述不够清晰，仍可宽松、柔软地认定为行政法上的合法权益或承认诉权。例如，《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第13条采用招投标方式的出租车经营权许可制度，竞争性许可申请人（投标人）之间因出租车经营权这一有限地位分配归属问题对立，投标人甲、乙、丙等之间利与害因中标归属问题相互对立。
[22]正因为如此，发挥基本权利的行政法内效力其好处不言而喻——单纯解释行政法律规范遇到的各种模糊性，可以通过宪法基本权利的价值辐射作用来消解。上述第一种情况在现实中较为少见，但第三种情形应当是最常见也最普遍的行政法律规范现状，因而基于保护规范标准解释、论证甚至争辩行政法应当在保护什么样的权益，应当在调整什么样的利害关系几乎是法律适用过程中永恒的主题。
对此，一种称为利害调整的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可以提供分析工具。行政法中公民向行政主体主张的权利都是基本权利，行政诉讼中原告的权利侵害全部都是基本权利侵害。土地征收形成的相反利害关系是手段一，而土地出让的相反利害关系是手段二，最终通过房地产开发而保障城市发展建设才是最终目的。行政法律规范的利害调整呈现手段与目的关系，即手段1、手段2、手段3……目的或者一级关系、二级关系、三级关系……这样的垂直顺序，因而称之垂直复合。这种思考方式受基本权利体系思维影响，[24]标志着行政法解释的全面宪法化。例如，一项行政许可的授予或吊销，固然会影响到许可相对人，同时也影响到许可的相关人（同业竞争者、上下游经营者等），但更可能是为了维护某种公共利益，甚至减损了某些集体利益——如大型公共设施建设工程许可的作出会影响附近成片区居民的生活环境权益。
事实上，尽管宪法与行政法都是调整国家与公民关系的公法规范，但仔细考察国家的意义有巨大不同。[36]这种迂回的解释方法与一般认为的《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1款是原告资格条款的立场不符。
换句话说，行政主体是基于公民甲与一般社会公众的利害调整或公民甲、被害人乙与一般社会公众的利害调整而对甲作了行政行为。然而如上文所述，我国实定法上可以用作为法源之一的行政法基本原则——依法行政原则进行评价，导致无效的法律后果。
再譬如，《房地产管理法》第9条城市规划区内的集体所有的土地，经依法征收转为国有土地后，该幅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方可有偿出让至少包含三级关系：第一级关系是村民土地使用权损失与城市开发利益形成了相反利害关系（《土地管理法》第45条第1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与相关学者整理，运用保护规范理论判定原告资格需要经过三阶段要件：公法规范要件、法定权益要件与个别保护要件。
如此一来，立法者的所谓形成自由或形成空间在何处呢？[27]毕竟，一旦落入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是不是行政法上的权利就已经决定了，行政法律规范的作用仅仅是对权利的内容进行具体化而已。上文基于《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1款的解释，首先明确了原告资格判定的第一步工作，即分析行政行为依据的法律规范在调整哪些利害关系，并结合相关法条与实例对利害关系予以了类型化分析。倘若法律规范合宪，亦或者放弃评价法律规范的合宪性，直接越过下位法适用基本权利依然会引起双重适用的疑难。第三，当通过行政法律规范析出行政法权利时（保护规范理论），有两种基本的情况。
相反利害关系可谓是占了行政法上利害关系的绝大多数。然而，同作为调整国家与私人公民间关系的宪法难道不可以直接适用在公法的另一分支行政法上吗？这种直接适用的观点就意味着，可以直接依据宪法基本权利导出公民的行政法权利，向行政主体主张保护。
例如，《价格法》上规定的价格规制，如果价格规制措施对市场同类型竞争者给予差别待遇，甲商品被纳入了价格规制，而乙商品却依然可以自由定价，此时甲与乙基于公平竞争形成互换利害关系。（二）外侧效力类型Ⅱ：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此处所称的基本权利直接效力是指：当存在行政法律规范的适用，且行政法律规范亦不违反宪法，基本权利依然可以对行政权的行使发挥直接效力吗？也即典型的依法行政与依宪行政双重适用问题。
因此，无论从文义解释还是历史解释上看，我国现行法上行政行为相对人与第三人都是利害关系人，都应当统一在利害关系的解释框架下判断诉权，并不存在割裂理解的必要。[44]例如，参见刘权：均衡性原则的具体化，《法学家》2017年第2期，第17—30页。
对此，基本权利就可以起到价值明确作用——当这种利益属于宪法上特别重要的基本权利法益时，如身体、生命、健康、安全等属于价值位阶特别高的基本权利利益，则原则上属于无法被公益所吸收的特别保护的个人利益，应当较为宽松地认定保护性。因此，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至少有个体（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大小规模不等的群体、一般公众三个类别，并且三者之间的界限是比较模糊的，一定条件下亦可互相转化。这里的前提问题是，涉及哪些事项的行政行为作出需要有法律、法规或规章的依据。此外，一部分程序行为可以选择正当程序原则予以评价合法性，另一部分如预算、选举、公职任命等行为存在宪法条款的约束，但都属于国家机构条款，与基本权利无关。
其二，当行政行为依据的法律规范合宪，则保护规范标准适用。二、基本权利的行政法内效力基本权利的行政法内效力（内侧效力）可以理解为基本权利对行政法的间接效力，也即基本权利对行政法的辐射效力。
1.行政法律规范违反宪法的两种类型行政法律规范违反（抵触）宪法存在积极抵触与消极抵触两种类型，但任何一种抵触情形都必须在尽到一切可能的合宪性解释前提下发生。[13]相关研究，参见邢斌文：什么是‘违宪——基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实践的考察，《中外法学》2020年第2期，第325—327页。
这种受益权的基本结构转化到行政法上意味着两种类型。[14]的确，作为调整私人与私人关系的民法与作为调整国家与私人关系的宪法之间当然会产生两者间是怎样关系，基本权利对私法权利来说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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